我国死刑制度现状及思考
山西财经大学 赵华栋
概要
死刑制度自古以来一直是刑法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死刑本身的独特性,在刑法学研究领域也是相当活跃的一个部分。死刑的存废以及死刑制度的取向一直都是理论上和立法上的热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是有其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据的。作为一种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有一些部分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进行调整,这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正是要通过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介绍和分析,以求对我国的死刑制度形成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进而对现行死刑制度进行一些有益的思考,以为某种借鉴。
本论文从结构上讲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从死刑的概念、基本特征、功能等方面论述了死刑的基础理论。随后，通过保留死刑、限制死刑、死刑执行三方面对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予以介绍。进而，对我国的死缓制度、经济犯罪等一些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对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一些完善措施。
学识所限,欠缺之处在所难免,望不吝赐教。
正文
一、 死刑概说
（一）、死刑的概念
何为死刑，是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死刑的概念,不同的法学家根据某一方面有不同理解。较通用的是：“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种情况。”1笔者采此观点。“死刑”英文为Todesstrafe;punishment by death;death penalty或capital punishment，即最大、最重的刑罚。因死刑以剥夺犯罪分子生命为内容,故又称生命刑。因生命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身一切利益和权利的载体，生命权是人的“权利之王”，故死刑也称极刑。
（二）、死刑的基本特征
由于死刑也是刑罚方法的一种，则其必然具有刑罚方法的一般特征，但同时死刑也具有其有别于其他刑罚方法的独特的规定性和固有特征，本文着重从后者予以论述。
在所有的刑罚方法中，死刑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最大的严厉性无疑是死刑区别于其他刑罚方法的基本特征。死刑独特的严厉性主要体现在：
1、 死刑所剥夺的是犯罪分子最重要的权利
在当今社会，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利，但是在这一权利体系中，各种权利对于个人的意义又是不同的，有的可有可无，人们很少行使，有的重要无比，须臾不可缺少，如人的生命权利。众所周知，生命是一切权利的基础，几乎所有的权利都是依附于生命权利的，自然人一旦丧失了生命，也就丧失了一切。
刑罚的属性表现为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而这种惩罚最终又归结到对犯罪分子某些权利的剥夺上，某种刑罚所剥夺的权利愈多及对个人愈重要，这种刑罚便愈严厉。死刑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据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还要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是，一旦适用死刑，犯罪分子不仅丧失了最重要的生命权利，而且依附于生命权利的人身权利及其他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权利也基本上都不存在。因此，相比财产刑、自由刑等其他刑罚方法，死刑无疑是最严厉的。
2、 死刑对犯罪分子造成的痛苦是最大的
判处刑罚势必会对犯罪分子造成某种痛苦，同时其痛苦的大小也因刑罚方法的不同而异。一般来讲，这种痛苦是与刑罚的严厉程度成正比的，对犯罪分子适用的刑罚愈严厉，犯罪分子所承受的痛苦就愈大，反之就愈小。
死刑给犯罪分子施加的痛苦是其他刑罚方法所望尘莫及的。死刑的适用便意味着犯罪分子生命的终结，面对这一可怕的后果，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犯罪分子都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故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
3、死刑的适用对犯罪分子来讲是不可逆的
犯罪分子一旦被适用死刑，欲恢复执行前的状态是绝无可能的。这源于生命的不可恢复性，生命一旦丧失便意味着永远丧失。而财产刑可以通过返还财产，自由刑可以通过释放来弥补，对死刑来讲，这种挽回是不现实的。基于这一特性，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
建立在死刑这一基本特征基础上的最大惩罚性、最大威慑性等也是死刑的特征，所有这些特征共同界定死刑。
（三）、死刑的功能
刑罚具有两大功能，既惩与戒，刑罚惩罚罪犯，防止受刑犯和潜在犯侵害社会。死刑作为刑罚方法的一种，也正是这两方面的主要功能。死刑对罪犯的惩罚功能是毫无疑问的，根据刑法规定通过适用死刑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体现其惩罚功能。另外，死刑还有预防功能，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死刑的特殊预防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使其不能重新犯罪。在所有的刑罚方法中，死刑的特殊预防功能是无可企及的，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死刑的一般预防功能，即预防社会上不稳定分子实施犯罪的作用，其所作用的对象一般包括这三类人员：一是也有犯意即企图实施犯罪的潜在犯罪人，这些人怀有犯罪意图，正在等待犯罪时机，由于为死刑的强大的威慑力所震慑，始终不敢把犯罪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最后主动或被迫放弃犯罪意图。二是犯罪的被害人及其亲属，这些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罪犯的严重侵害，容易产生强烈的愤怒情绪和报复欲望，通过死刑的适用，使犯罪分子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就能安抚被害者的愤怒和哀伤，打消其报复的念头，使其不致走上犯罪道路。三是法制观念淡薄或对法律有重大误解的人，对那些不知法而可能犯杀身之罪的法盲，死刑判决就是他们学习法律，防止沦为死囚的最好教科书。
二、我国死刑制度现状
（一）、保留死刑
1、死刑存废争论
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一直以来，死刑都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未受到质疑。直到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出版一书。在这本划时代的著作中，贝氏对死刑的依据与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由此引发了一次大的争论。主存论与主废论围绕着人的生命价值，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死刑是否违宪，死刑是否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主义，死刑是否符合刑罚目的，死刑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进而得出不同的结论。2这一争论波及到世界上所有国家，涉及到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以至哲学等学科领域。
2、我国所持基本观点及原因
我国对死刑在理论上的共识是减少死刑而非废除死刑。保留死刑而坚持少杀、慎杀，反对多杀、错杀，是我国的基本态度。这一基本政策是根据毛泽东死刑思想确立的。毛泽东同志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a、“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b、“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c、“判处死刑一般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d、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这是建国之初新中国领导人根据历史和现实作出的冷静而正确的抉择。这一思想的产生和确立同当时的历史现实有着必然的联系。建国之初，各种矛盾相当尖锐，为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必须严厉打击各种严重的犯罪活动，保留死刑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在当时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又必须坚持少杀、慎杀，以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基本坚持了这一基本思想，这是因为：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我国具有重刑传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尤为强调死刑的惩戒和震慑作用。历史与现实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废除死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同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属于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报应观念仍具有相当影响力。广大民众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有着强烈的报应观念，“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刑的安抚、平息作用在一定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从现实的角度讲，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社会治安形势依然比较严重，犯罪呈现国际化、暴力化、智能化的走势，保留死刑有利于惩治这些犯罪，从而维护国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保留死刑也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刑的惩罚、威慑、预防和安抚作用，对实现刑罚目的有着重要意义，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3、我国现行刑法保留死刑的情况
1997年刑法中，死刑适用的范围较广，罪名较多，共涉及70个罪名。
从罪名的分布来看，刑法分则的十章中，有九章都规定有死刑，占章数的90%。再从每章的具体分布来看，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共7个罪名，即第1至第7，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0%；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共14个罪名，即第8至第21，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0%；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共17个罪名，即第22至第38，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4.3%；第四章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共6个罪名，即第39至第44，占死刑罪名总数的8.6%；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共2个罪名，即第45至第46，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9%；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共8个罪名，即第47至第54，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1.4%；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共2个罪名，即第55至第56，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9%；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共2个罪名，即第57至第58，占死刑罪名总数的2.9%；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共12个罪名，即第59至第70，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7.1%。因此死刑适用数量的排列序顺应为：第一位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二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位是军人违反职责罪；第四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五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第六位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七位是侵犯财产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
从死刑罪名占该章罪名总数的比例来看，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占58.3%；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占33.3%；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占18.1%；第四章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占16.2%；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占16.7%；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占6.7%；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占9.5%；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占16.7%；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占38.7%。因此，其由高到低的排序则为：第一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二是军人违反职责罪；第三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五是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第六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七是危害国防利益罪；第八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此外，从罪名的单一性和选择性上看，单一罪名有46个，占65.7%；选择罪名有24个,占34.3%。
（二）、限制死刑
1、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讲，尤其在盛世，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博取“民心”，尤其注意贯彻“慎刑”思想，如唐代实行“三复奏”甚至“五复奏”。历代对死刑都采取审慎的态度，新中国对其进行了合理继承。其次，从现实上讲，限制死刑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同时由于腐败现象的存在及技术的不先进性，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严防错杀是必不可少的。再者，从死刑本身讲，死刑的威慑力来源于死刑适用的必要性和谨慎性，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谨慎用刑，才能起到其应有作用。另外生命的丧失具有不可恢复性，必须严防错杀，以免不可挽回的损失。
2、具体限制
我国现行刑法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死刑予以限制：
（1）从适用条件上限制
《刑法》第48条第1款前半段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从而将适用死刑的条件界定为“罪行极其严重”，也即犯罪性质、犯罪情节、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的统一，有效地对死刑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制。从刑法分则看，对于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及其情节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刑法》第234条第2款规定，故意伤害罪只限于“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可适用死刑，除此以外，无论情节怎么严重都不能适用死刑。刑法分则中，除极个别的以外，死刑都是作为选择刑来规定的，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罚方法共同构成一个量刑幅度。加强了慎用死刑的可操作性。
（2）从适用对象上限制
《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法律明确规定将“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这两类人排斥于死刑适用对象之外，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前者主要考虑其尚处于世界观形成时期，心理可塑性强，应着重教育改造。后者则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原则。
（3）确立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的独创。《刑法》第48条第1款后半段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即对应判处死刑而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犯罪分子，可以给一个缓冲的机会。若在两年中：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死缓制度大大缩小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
（4）从适用程序上限制
首先从案件的管辖上讲，据《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基层人民法院无权审理死刑案件，当然也就无权适用死刑。从辩护上讲，《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充分体现了对死刑适用的审慎态度。在核准程序上，《刑法》第48条第2款前半段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规定了严格的核准程序，客观上限制了死刑数量，保证了办案质量。另外，《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3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些规定，从审理、复核、核准程序上作了严格的限制，保证死刑最大限度得到正确适用。
北京市内部审计工作实施办法
北京市审计局
北京市内部审计工作实施办法
市审计局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各部门、各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审计工作的暂行规定》和《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若干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市、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市属金融保险机构、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均应全面执行《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若干规定》和本办法。
第三条 市审计局是本市内部审计工作的主管机关，负责监督本办法的实施。
第四条 内部审计机构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在本部门、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对本部门、本单位及下属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内部审计监督，独立行使内部审计职权，对本部门、本单位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五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内部审计机构，业务上受同级国家审计机关的指导，并向其报告工作；企业事业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业务上受上级主管部门内部审计机构和同级国家审计机关的指导，并向其报告工作。
第六条 内部审计人员必须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保守秘密，忠于职守。禁止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泄漏秘密、玩忽职守。
内部审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
第二章 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
第七条 市属各局、企业主管部门、金融保险机构设审计处（室）；审计业务工作量较少或没有下属单位的，可以不设内部审计机构，但应设专职审计人员。
第八条 区、县属各局、企业主管部门、金融保险机构设审计科（室）；审计业务工作量较少或没有下属单位的，可以不设内部审计机构，但应设专职审计人员。
第九条 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设审计科（室）；小型企业事业单位，可根据需要，设专职审计人员。
第十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配备适当数量的专职审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应由具有一定财会、经济管理、生产技术和法律等专门知识和经验，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分析能力的干部担任，并适当配备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业务骨干。
第十一条 内部审计人员按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任免。内部审计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奖惩，应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内部审计机构的同意。对从事内部审计工作的专业人员，应按照国家规定，评定专业职称，聘任专业职务。
第三章 内部审计机构的任务与职权
第十二条 对本部门、本单位定期按以下主要内容进行财政、财务审计监督：
（一）年度的财政、财务收支计划和信贷、保险、外汇计划的可行性；
（二）年度与季度的会计报表、决算以及有关的核算凭证、帐簿的真实性、正确性、合规性和合法性；
（三）固定资金、流动资金、专项资金、基建资金、预算外资金的收支合规性和财产的完整性；
（四）对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分配的合法性；
（五）经济合同的合法性及其执行情况。
第十三条 根据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按以下主要内容有重点地进行经济效益审计监督：
（一）提高产量、质量、增加品种、节约原材料与能源、降低成本、增收节支等经济效益情况；
（二）基本建设与技术改造项目的可行性预测和投资效果；
（三）引进国外新技术的可行性论证及其效果；
（四）各种资金和经费使用的效果；
（五）企业转产、改行、合并的可行性预测。
第十四条 对本部门、本单位严重违反财经法经的以下行为进行专案审计：
（一）偷税、抗税行为；
（二）给国家、集体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浪费的渎职行为；
（三）贪污、盗窃、行贿、受贿行为；
（四）其它严重违反财经法纪的行为。
第十五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受国家审计机关的委托，对本部门、本单位下属单位的厂长、经理按以下主要内容进行离任前的经济责任审计：
（一）任期内财务收支是否符合国家规定；
（二）盈亏是否属实；
（三）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任期目标；
（四）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是否符合国家规定；
（五）国家资产有无严重浪费。
第十六条 对本部门、本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及执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十七条 办理本部门、本单位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内部审计机构交办的审计监督事项；配合国家审计机关对本部门、本单位进行审计监督；接受国家审计机关委托的审计监督任务。
第十八条 内部审计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调阅、检查会计凭证、帐簿、报表、决算、合同、计划和有关文件、资料；
（二）检查、核实资金、财产，巡视现场管理，调查有关事项，询问有关人员，召开调查会议，参加被审单位有关会议；
（三）按审计工作需要，向有关单位和人员索取证明材料，复制有关证据和资料；
（四）对违反财经法纪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和改进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建议，并对严重违反财经法纪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有关责任人员，提出追究其责任的建议；
（五）对审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向上级主管部门内部审计机构和同级国家审计机关反映；
（六）对阻挠、拒绝和破坏内部审计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在报经领导批准后，采取封存账册和资财等临时措施，并提出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建议。
第四章 内部审计工作的主要程序
第十九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根据上级部署和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编制年度审计工作计划或工作要点，报本部门、本单位领导批准，并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内部审计机构和同级国家审计机关。
第二十条 内部审计机构根据领导批准的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和临时交办的审计事项，制定审计方案，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就地审计、报送审计、委托审计、联合审计和审计调查等不同方式组织实施。内部审计机构在实施审计前，应通知被审计单位。
第二十一条 审计终了，内部审计机构应提出审计报告，并根据审计报告和被审计单位的意见，作出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报经单位领导批准后，通知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单位必须执行。重要的审计报告、审计结论和处理决定在报请领导批准时，应同时报送上级主管部门内部审计机构
和同级国家审计机关。
第二十二条 被审计单位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理决定后15日内，向本部门、本单位负责人或上级内部审计机构提出申拆。部门、单位负责人或上级主管部门内部审计机构应在接到申拆的30日内进行处理，对不适当的处理决定应予以纠正。申诉期间，应先按原处理决定执
行。
第二十三条 被审计单位应在限期内向内部审计机构报告执行审计处理决定的情况，对重大的审计事项，内部审计机构可以进行后续审计。
第二十四条 审计事项结束后，内部审计机构应及时整理审计资料，并按国家规定建立审计档案。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审计局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1987年4月1日起施行。
北京市审计局
1987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