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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困境及出路

张旭科


不安抗辩权源于德国法，又称拒绝权，是大陆法系传统制度。其目的在于预防情况发生变化而使先履行义务的一方遭受损害行，避免强制履行，从而达到维护交易的公平。我国《合同法》在保留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优点的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精华，构筑了一个相对先进并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但《合同法》实施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由于《合同法》没有对不安抗辩权制度进行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因而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理想，更无法谈上完美，甚至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出现了一个个我们无法避免的困境。正视这些困境并想方设法解决，已是法学理论与实务界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与预期违约法条间的隐性重合和冲突问题
综观《合同法》，虽然不安抗辩权适用范围的扩展、与从英美法系立法中吸收的预期违约规定的结合运用使先履行方的救济方式更充分，同时，我们却又不得不感到遗憾：由于这两种制度分别来源于两大法系，它们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细微差别，而我国立法者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它们之间的配合协调问题，只简单将之揉和在一起，以致造成冲突与矛盾，大大削弱了其制度价值。
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二款、第108条规定（通说认为，这两个条款是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立即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而《合同法》第68条第二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是由不安抗辩权来调整的。那么一方 “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的行为是否可以视为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呢？如果不可以，那么要什么样的行为才能表明一方将不履行义务呢？这，恐怕立法者也难以回答；如果可以，那么就出现了不仅相同的法律事实可适用不同条文且针对同一种情形法律给予两种不同救济方式的不正常现象：如果先履行方援引第68条，则他将采用“掌握确切证据——中止履行——通知与等待对方提供担保”的救济方式，当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和提供担保时，先履行方才可以解除合同；而如果先履行方援引第94条第二款、第108条，则他可以直接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这时，我们的法官是应该适用不安抗辩权的条款还是适用预期违约的条款呢？可见，合同法关于两种制度独立分散的规定方式，已造成了法条间的隐性重合和冲突，并进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与漏洞。
那么，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呢？有学者认为，可以授予先履行方以选择法条的权利；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如果授予先履行方有选择法条的权利，那么难免会导致其滥用合同的解除权，并立法精神相佐。因为在纷繁复杂的合同实务中，先履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难免会以不安抗辩为借口，直接援引第94条第二款与第108条的规定来解除合同，达到毁约的目的，这就会使第69条规定的先履行方在履行不安抗辩权时应当负有举证和通知义务等旨在保障后履行方权利的措施形同虚设，难以对后履行方期限利益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先履行方滥用合同解除权，会降低履约率,这也与合同法促进履约率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虽然两大法系之间的取长补短已是各国立法界的共识，可这种渗透与融合决非简单的法条相加；同时，任何制度设计和选择都必须以发挥其制度功能和内在价值为前提，其基本要求是法律制度之间是非冲突的。因此，为了维护法律结构的严密性，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分别适用第68条和第108条及第94条第二项所产生的法律冲突。对于如何消除，笔者认为，由于《合同法》为我国基本法，有鉴于法律的严肃性，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朝立夕改的，而法律解释的功能也已从单纯探求法律规定意旨扩展到进而对法律进行漏洞补充、价值补充等诸多方面，所以，在现行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借助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来协调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两种制度的运用，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笔者认为，可以以认定不安抗辩权的标准来规定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吸收两种制度的精华，使之既具体又易操作。也就是说在合同法 “违约责任”中另辟条文，对默示预期违约作出专门规定，将“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纳入默示预期违约的适用范围，并使默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在救济方式上趋于相同或类似，形成互补。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不安抗辩制度与后面不完整的预期违约制度相互补充，才能完整的发挥作用。”
二、举证责任要求过于严格问题
对于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前的举证责任问题，虽然我国《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参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及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但标准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要求是不同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抗辩人只要证明对方的“财产显形减少”到令人以为将不能履行债务的证据就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无须证明“财产显形减少”的直接原因；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也只要有“合理理由”认为对方将不能正常履约即可主张对方默示预期违约。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财产状况恶化采用的是主观判断，举证责任较轻。然而，我国《合同法》第68条规定先履行方必须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法律规定的四种情形时，才能主张行使不安抗辩权。可见，我国《合同法》使用了“确切证据”标准，而不能凭主观猜测。
笔者认为，在先履行方举证责任问题上，采用“确切证据”的标准实在是过于严格。因为，虽然说《合同法》采用“确切证据”的标准是为了防止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实践中被滥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今这个充分保护各种信息资源的社会，要取得“确切证据”并非是件易事，况且说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当事人一方要通过正规渠道掌握“确切证据”是相当困难的，极有可能会人为地带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对方的资产不良变动信息将涉及侵犯对方商业秘密问题等；同时，这种过于严格的举证责任，实质上是几乎等于剥夺了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机会，这明显有违设立不安抗辩权的初衷，严重扭曲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创设之精神，损害了该制度价值功能的实现。
正如立法初衷，如果仅凭主观的猜测就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的确容易造成先履行方滥用该项权利；但同时，如上所述，举证责任的过于严格也将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先履行方在具备基本证据的前提下，允许其向法院申请调查对方的资产负债、经营状况等方面的材料，把这一责任转交给法院，同时规定行使权利一方在负一定举证责任的同时，对方再负一定的反证责任。
三、法条用词的模糊性问题
以概念法学为基础建立的中国法律体系而言，无具体规定则会产生适用上的重大缺陷，是法律漏洞，往往会造成认定上的困难。而我国《合同法》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都无明确或具体的规定，有些甚至用极为模糊的词句代替，这使得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难以实际操作与认定。在此，笔者现就不安抗辩权条文中存在问题与缺陷以及解决途径阐述如下：
1、适当担保的确定问题。所谓担保，包括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两种，这应是无疑的。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通常理解应为与债务“相当”、“足够”，但实际上“适当”不等于“足够”。这就给先履行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建议最高院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对此进一步的明确界定。
2、提供担保的期限的确定问题。我国《合同法》将之界定为“合理期限”，至于“合理期限”为何则无进一步界定。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则，并参考国外的有关立法例，宜采取司法解释确定与当事人约定相结合的办法，即由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对“合理期限”的最长期限进行规定（可以移植英美法的30天）；同时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间（对于当事人双方约定合理期限的，规定其上限可以不受30日的限制）。
3、关于提供担保后继续履行合同的期限，《合同法》无具体规定。笔者认为，由于实践中，一方要求提供担保而另一方确实提供了充分的担保，这表明双方对实现合同目的存有较高的期望值。因而继续履行期限的确定，应以确保合同的实际履行为价值目标，将合同继续履行的履行期限交由双方当事人重新协商约定为佳。


（作者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莲花庄路3号 3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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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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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出租汽车客运市场的管理，促进出租汽车服务事业的发展，适应城乡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出租汽车客运业务以全民企业为骨干，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家经营的方针。
第三条 出租汽车系指以里程、时间或包车形式计费运送乘客的各种营业性机动车辆。凡经营（包括专营或兼营，下同）出租汽车客运业务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人或联户，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其所属的市公共客运管理处统一管理本市出租汽车客运。
第五条 凡经营出租汽车客运业务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人或联户，均须经市公共客运管理处审核同意，签署意见后，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准开业。
提出经营申请的个人或联户，必须是本市常住户口的居民或农民，并须持有街道办事处或乡人民政府的证明。提出经营申请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人或联户，必须有车辆和固定的车辆停放场所。
第六条 经营客运业务的出租汽车，须经市公安局交通处检验合格，领取专用牌照。出租汽车的驾驶员须持有驾驶执照，并须经市公安局批准。
第七条 出租汽车必须车容整洁，性能安全可靠，标有出租汽车统一标志和本企业标记。面包车、小轿车应装设里程计费器；小轿车还应装置顶灯。
第八条 凡出租汽车数量在一百辆以下的经营单位、个人或联户，必须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和乘客意外伤害险。
第九条 经营出租汽车客运业务的单位、个人或联户，均须办理税务登记，依法纳税，并按规定缴纳养路费和客运管理费。
客运管理费由市公共客运管理处按营业额千分之五征收，专款专用，年终结余部分，按规定上缴财政。
第十条 出租汽车客运价格由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提出方案，经市物价局同意后执行。各经营出租汽车客运业务的单位、个人或联户必须遵照执行，不得擅自提价。出租汽车营业时应备有客运价目表，并使用市税务局和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核定的统一运费收据。
第十一条 各经营出租汽车客运业务的单位，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出租汽车行车人员，应遵守交通规则和安全服务操作规程，文明待客，并服从交通民警和公共客运管理人员的监督管理。
各经营单位应妥善处理行车人员与乘客的纠纷。当经营者与乘客发生的纠纷难以解决时，可提请市公共客运管理处处理。
第十二条 各主要出租汽车服务站点实行统一管理，共同使用。凡车站、码头、机场、宾馆、大型饭店等客运业务集中的场所，由市公共客运管理处指定经营单位设置出租汽车服务站点，其中占用公共道路的站点的设置，应报市公安局和市市政工程管理局批准。允许共同使用的出租汽
车服务站点必须装设统一的服务标志和设置单位的标记。
各单位、个人或联户的出租汽车均可进站营业，按规定交纳费用。站内调度人员必须按进站先后次序调派出车，驾驶员必须服从。
第十三条 各经营出租汽车客运业务的单位、个人或联户应加强营业业务报表的管理，并定期向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报送。
第十四条 公共客运管理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必须持有证件，佩戴统一标志。
第十五条 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应会同工商行政、公安交通、物价等管理部门，加强管理和检查。对违反本规定者，可给予如下处理：
（一）凡违反本规定，无证、无照经营或擅自提高客运价格者，市公共客运管理处可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按非法所得一至三倍或一百元以下的罚款；
（二）凡违反本规定，车辆设备不齐全或车辆性能安全不可靠者，市公共客运管理处可给予警告、暂停营业限期改进的处理；
（三）凡违反本规定，情节严重的，市公共客运管理处可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车辆牌照或营业执照。
第十六条 罚款和没收的收入，由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汇交市财政。
第十七条 本规定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自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1985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