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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应及予执行完毕时止/刘宾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7 10:16:09  浏览:871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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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应及予执行完毕时止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9条质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下简称若干意见)第109条规定, “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时止。在诉讼过程中,需要解除促使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及时作出裁定,解除保全措施。”在审判实践中,由于法院内部之间与当事人之间因对该规定理解不同,造成很多纠纷。笔者认为这条规定有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之嫌,且造成人民法院操作上的混乱和困难。
质疑一,根据民诉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和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的目的,是“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换句话说,是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生效判决能够执行。一般情况下,案件的最终执行都是在执行程序才得以解决,当然不排除一小部分当事人在诉讼中就和解,撤销诉讼或当庭兑现,但众多案件要经过执行程序,最终执行完毕。但若干意见规定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时止,这里执行时止“是指”执行程序开始时止,还是“已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止”甚至是“执行完毕时止”。单从字面上应该理解成执行程序开始时止,也就是说启动执行程序时财产保全裁定效力自然终止,失效了,这就会出现为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必须在启动执行程序的同时,重新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原来财产保全措施已经自然不发生法律效力。这样操作的后果一是增加人民法院工作量,重复劳动;二是很可能造成由于工作衔接不上而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因为现在审判改革是立、审、执分离,申请人到立案庭申请立案执行,一旦立案庭立案就启动执行程序,而真正进行执行的是执行庭(局),这中间很难避免出现空档情况,如被执行人利用这个空档转移原被保全的财产,必然造成申请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失,人民法院工作被动;三是执行过程中,即使变卖、拍卖、以资抵偿方式执行,不可能一执行就可以按上述方式进行,必须按法律规定,先发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不按执行通知自觉履行,才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强制执行至启动执行程序之间,时间为确保权利人合法权益,执行人员只好先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提存等与财产保全内容一样的执行措施,然后等到强制执行时才进行评估后进行变卖、拍卖或以资抵偿,这样增大诉讼成本。
质疑二,民事诉讼法规定财产保全包括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中财产保全,其立法目的是一样的,却是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二者的区别:一个是诉前采取,一个是在诉讼中采取;一个必须提供担保,一个可以不提供担保,但《若干意见》第109 条规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一般应维持到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时止。这里诉讼中的财产保全裁定;还是指诉讼中已经形成财产保全裁定,包括诉前财产保全裁定和诉讼中财产保全裁定。
质疑三,《若干意见》第109条规定的是“一般”,何为“一般”, 何为“特殊”,区别是什么,是否是表示由法官来定,“一般”和“特殊”,法官认为是特殊财产保全裁定效力可以延续?法官认为是“一般”财产保全裁定效力止于执行时?同样是人民法院的裁定,甚至是同一法院作出的裁定,有的财产保全裁定在执行过程中仍有效,有的就失效,这不乱套了吗?
笔者认为,《若干意见》第109 条应当改为“诉讼中的形成财产保全裁定的效力应维持到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完毕时止,诉讼过程中,需要解除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及时作出裁定,解除保全措施”,这样才能充分体现财产保全的立法宗旨,其理由有这样几点:
一、财产保全最终目的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能够执行,自然财产保全裁定效力应当及于执行过程中至执行完毕时止。
二、财产保全裁定根本不会影响强制执行措施采取,在强制执行过程中需要除财产保全措施,才解除财产保全措施而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财产保全与执行措施之间没有空档,确保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和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执行。
三、减少人民法院诉讼成本,财产保全裁定效力止于执行完毕,执行人员不必在执行中重复采取与财产保全内容一样的执行裁定,否则,不仅增大诉讼成本,还会造成同一法院内部法律文书冲突.同时也减少协助部门的工作量。


纳溪法院 刘 宾 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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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受贿犯罪日益呈现隐蔽化、多样化的特点,并在原有的犯罪形式上产生了诸多变异,“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就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所谓“家庭型”共同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其家庭成员,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亲属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

受贿罪是故意犯罪,因此受贿犯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而按照刑法总则中对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共同犯罪人之间必须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侦查机关需要证明涉案家庭成员间存在着共同的犯罪故意。这种共同的犯罪故意表现为共同犯罪人对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的双重认识和双重意志。基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刑法和司法解释对如何认定共同犯意并未作出具体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均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第一,明知说。该观点认为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亲属收受或索取财物的行为,如果想要认定共同犯意,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必须清楚亲属每一单受贿事实,否则不能认定存在共同受贿故意。笔者认为,该观点将认定共同犯罪故意的标准设置得过于严格,既不利于打击日益严峻的腐败现象,也不符合实际生活中的事理人情。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高度稳定和信赖的关系,其共同犯意相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来说更为概括,很多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默许、同意甚至唆使其家庭成员收受、索取贿赂,但对其亲属受贿的具体情况却不会去深入了解,如果按照明知说的观点,则无法将其入罪,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该观点值得商榷。

第二,可能说。该观点认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亲属收受了他人贿赂,并且将贿赂用于家庭的共同消费,就应当确认他们具有受贿的共同故意。也就是说,无论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亲属收受贿赂的事实明知与否,都认定其存在主观上的共同故意,都应承担罪责。同第一种观点相反,该观点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将客观情况完全等同于主观情况,有客观归罪之嫌疑。毕竟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亲属瞒着国家工作人员私下收受财物并将其用于家庭共同消费,而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情的情况。若把该种情况下也认定为主观上有共同受贿故意,则无疑是不适当地扩大入罪范围。

第三,概知说。该观点主张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亲属收受或索取贿赂的事实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并确实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就可以认定其具有受贿的共同犯意,而不必考虑其对具体每一单受贿是否有清晰的认知。笔者认为,该观点比较精到地把握了家庭成员之间共同故意较为概括的特点,符合司法的实践规律,与认定其他共同犯罪的共同犯意有相通之处,也切合生活实际,做到了不枉不纵。事实上,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特定关系人受贿罪,其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情的情况,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特定关系人受贿罪定罪处罚,严密了法网,提高了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如果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的共同故意采取过严的认定标准,则发挥不了刑法应有的威慑力。

综上所述,实践中,应采用概知说作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中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标准,即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大体上知道贿赂事实的存在,没有明确反对,即可认定其主观上具有共同罪过。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抵押权的概念

苏佰林


抵押权是对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移转转占有而供担保的不动产或其他财产,债权人得优先清偿其债权的权利。抵押权是担保物权。抵押权是抵押权人直接对物享有的权利,可以对抗物的所有人及第三人,因此抵押权是一种物权,但其目的在于担保债的履行,而不在于对物的使用和收益。
抵押权的标的物是债权人或者第三人提供担保的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抵押物主要是不动产,也可以是动产。抵押权是就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提供的抵押物设定的,要债权人(抵押权人)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就抵押物设定抵押权进行约定。在这一点上,它与依法律规定当然地产生的留置权有所不同。
抵押权不移转标的物占有。抵押权的成立不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要件。抵押人不必将抵押物的占有移转给债权人,而由自己继续对抵押物进行使用、收益、处分,发挥物的效用。
抵押权是就抵押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抵押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有权依法律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从抵押物的变卖价金中优先得到清偿,即抵押权人得排除无抵押权的债权人就抵押物优先受偿;次序在先的抵押权人比次序在后的抵押权人优先受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