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查处国企改制中
贪贿犯罪的策略与方法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人民检察院 安佳庆
今年九月份，我院查办了一起在国企改制中贪污的七人窝案，结合该案的查处，浅谈一下查办此类案件的策略和方法，供同行们借鉴和交流。
查处国企改制中贪贿犯罪的方法，从大的方面说，与其它职务犯罪并无两样，但这类犯罪又有独特之处，比如时间性，一般是国企提出改制意见至资产评估基准日前的二至三个月为犯罪多发期；主体特定性，多是在国企中劳苦功高、岁数较大的实权派，或是改制后股份企业中的最大受益者；犯罪的共谋性和群体性，表现为大多数国企改制中贪贿犯罪都是串案、窝案。所以，国企改制中贪贿犯罪在侦查策略上也有不同于其他职务犯罪的地方，且有自身的规律可循。
一、办案难点。
国企改制中的贪贿犯罪存在着自身的查处难点，清楚了这些难点问题，才好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制定侦查策略。
1、账目混乱。行为人会利用国企改制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故意制造财务管理上的混乱，普遍存在账目不清，账目穿插，支出不记账，记账无支出等混乱情况，给查办案件带来难度，所以初查时就要寻求审计部门的帮助，审计报告和相关材料会给我们办案带来快捷和高效，少走迷阵。并且以侦查指导审计工作。对此类案件的审计工作不能就账看账，要以侦查的眼光、思路审视每一笔可疑资金、账目。要将侦查工作与审计工作有机结合，以侦查指导审计，使侦查、审计完美配合。
2、查办案件点多、面广、量大。经阶段性工作后，涉案线索增多，可查性线索零碎、散、杂、主线不清。这就要求我们开始时要紧紧抓住举报信上已被群众觉察、反映强烈的问题一查到底，并且始终抓住主线索、主要问题不松手。在具体查办过程中，采取阶段性工作的方法，将办案整体工作分成几个阶段，化整为零，制定阶段性工作重点、目标，逐个解决，将人员分为第一、第二、第三办案组，明确分工，集小胜为大胜。
3、涉及人员多，欺骗性大，存在影响稳定因素。由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不能独立完成，需通过财务、公司经理、项目负责人等岗位人员具体操作才能完成。有的岗位人员仍在岗工作，涉案程度又各不相同，采取强制措施上要非常慎重，既要确保企业正常经营，又得使办案工作不受影响。此外，由于犯罪嫌疑人以发奖金、补贴等名义，通过给职工得到一点实惠，自己拿大头，私分账外资金。职工不知实情，受蒙蔽，对公司领导有感激之情，认为公司领导被查处是因为他们为职工谋利益，因而对查办案件有抵触情绪。我们在办案同时一定要做好职工群众的思想工作，确保稳定。
4、定性难。一是由于该类案件大多发生在涉案公司改制尚未完成，犯罪嫌疑人尚未对转移至账外的公司资产进行分配、处理，尚存在不确定性；二是在私分公司资金中，尽管知情人多得，职工少得，但存在利益均沾问题。这些问题或涉及罪与非罪，或涉及此罪与彼罪，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分岐。这就要求我们统一思想，正确研究定性。针对案件定性难点，在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积极收集固定证据的基础上，组织办案人员对所有案件事实进行逐项过堂，认真分析案情，研究案件定性，以刑法“控制说”理论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即以公司对财产失去控制，犯罪嫌疑人实际已达到对财产的控制为既遂，反之为未遂或不认为是犯罪，最终达成共识。
二、查处的策略和方法。
由于这类案件存在上述特点及办案难点，在办案中，如组织不力，计划不周密，就不能够掌握办案的主动性，极易被案件线索牵着走，从而使办案工作久侦不决。
（一）、领导高度关注和重视是成功的保障。
对于国企改制中出现的采用多种手段实施的侵财性疑难复杂案件，由于案件特点所导致的工作量大、隐蔽性强、牵涉面广及因群众不理解易引发企业动荡等因素，要求领导对此类案件的查处工作要投入更多的关注和心血。我们在查办保定大羽集团毛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某等七人贪污一案时，侦查人员对定性存在分歧，院领导连夜召开检察委员会，并请河北大学法学院4名法学专家会诊，对定性做出正确判断，统一了办案人的认识，并积极为办案排除干扰，坐镇指挥，为一个月内侦结此案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后盾。
（二）、紧扣犯罪特点，精心设计侦查方案。
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涉及人员广，一旦打草惊蛇，易发生串供、毁灭证据等后果。因此，在查办此类案件时，应制定“秘密初查，外围突破，由果导因，层层推进”的侦查方案。围绕侦查方案取证固证，提高案件质量。
1、锁定突破口，诱“敌”深入。国企改制中贪贿犯罪大多数表现为串案、窝案等共谋性和群体性，案件的事实情况相当复杂，因而在此类案件侦查过程中，如何选择好突破点，以点带面，突破全案是一个相当关键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个案情况虽有所不同，但是侦查人员可根据已掌握的案情和侦查工作的客观需要，根据整个涉案人员的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与案件利害关系的程度、本人心理素质等因素的差异分析突破难易程度来选择突破口，在此人和彼人、此罪与彼罪、此情节和彼情节之间分析确定案件的切入点，抓住其一点，集中力量攻其要害，就会突破全案。如果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做掩盖进行隐秘侦查效果会更好。刘某一案，本是银行诉保定大羽集团毛纺织有限责任公司，在大羽国有公司改制期间，将银行出资建盖，所有权归大羽公司的一间门脸擅自卖给保定双丰毛纺织有限公司，要求我院民行部门抗诉。我们以民事纠纷的调查为掩盖，将民事案件中所涉及的门脸所有权作为开启整个侦查过程的“钥匙”，步步深入，一举查获了保定大羽集团毛纺织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某等七人将该公司卖门脸所得99万多元以配股的形式贪污的犯罪事实。这种带有隐蔽性的调查，使涉案人员不知我们真正的意图，为了赢得民事官司，积极配合，主动提供大量材料，我们按照我们的意图步步深入调查，直到证据齐全，事实大白，犯罪嫌疑人已没有了狡辩的余地。
　　2、从资产去向中寻找突破点。有一些国有企业在改制，资产重组的过程中，评估权往往掌握在筹备组少数人或个别利益集团的手中，他们为了达到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而采取高值低估的手段将国有资产据为已有。通常的做法是对国有资产有形部分按原价或不计价进行评估，而不计其市场的升值部分。有的企业领导甚至将国有资产半卖半送的出让给其相关的私营企业，而从中捞取个人的好处，严重侵害国家的利益。由于企业资金流动的随意性和管理制度的不健全，资金的支配都是领导说了算，所谓的财务监督也往往显的很无力和苍白，这就为经济职务犯罪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此同时，也往往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资金流失。刘某一案，改制后的保定双丰毛纺织有限公司就是刘某等人入股的股份公司，虽然召开了形式上的会议，但国有公司和股份公司都是这些犯罪嫌疑人掌控，为了达到多控股的目的，将国有资产变卖的款项作为配股打入股份公司，从而达到了个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
3、从企业资产重组中股权的变化上寻找切入点。在一些企业改制资产重组成立新的股份制公司以后，企业的领导既成为国有控股公司的经营者，又是公司的股东，为了达到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将公司的利润进行违法的股利分红，不按法律的规定进行提取法定的公积金、公益金，有的经营者甚至利用企业的资金和加大个人的投资比例，使公司的股份比例发生变化，从而很秘密地侵吞了国有资产。刘某一案，我们就是从两次配股展开调查，一举查出第二次配股中存在的职务犯罪问题。
　　4、从企业债权处置上寻找突破口。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国退民进交替的环节上，国有资产产权、企业的性质、管理责任往往是难以界定。由于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缺乏严格的管理和必要的监督，致使企业在改制时尚有许多债权得不到清理，有的管理人员或业务人员就乘机利用各种手段，采取隐瞒、漏报等方式将企业的债权保存于个人的手中，待企业改制以后，再和债务人私分这部分债权。如某企业业务人员涉嫌贪污一案，企业的一名业务员利用企业能给予的销售政策，将企业的货物拿到市场铺底销售，在企业改革时，他故意将这些债权采取虚假的证明隐报为烂帐、坏帐，在公司财务上予以核销，之后，他便和这些业务客户们私分了企业的应收货款，致使企业国有资产流失了几十万元。
　　（三）、查办此类案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根据此类案件特点，如不能正确把握全案，极容易造成群众误解、国有资产流失、企业动荡、职工上访等不良后果。因此，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确保查办案件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
（1）确保企业正常经营，减小企业动荡。一是区别不同矛盾，抓主要问题和人头。在强制措施运用上，对于一般涉案人，要敢于将其放在原有岗位工作，可以采取监视居住、取保侯审强制措施，后期一并直诉的方法。二是在冻结措施上，既要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又要确保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发展。对于企业经营所需账户确保正常使用，不予冻结。对隐瞒不报被查获的小金库和账外账户，一律冻结。
（2）克服就案办案思想，坚持深挖余罪、扩大战果。一是在办案中，要挖掘有价值的可查性线索；二是在对线索的查证上要带有嫌疑人有无职务侵占、挪用、隐瞒转移资产的疑问，一查到底；三是注意揭露嫌疑人制造的假象，查明案件事实；四是将公司提出改制意见至资产评估基准日前的二至三个月作为侦查工作重点，司法实践表明，行为人有在此时段内突击犯罪的情况，如将多年挂在账上的应付款在资产评估基准日前汇出，此笔应付款的真实性就应查清等等。
（3）加大追缴力度，全力挽回国有资产。办案中，要确立打处犯罪的同时全力挽回损失的指导思想。一是全力追缴被侵占、挪用、隐瞒转移的资产及账外账、小金库；二是注意追缴滋息部分；三是通过调账，剥离虚增的应付款、烂坏帐部分，使公司净资产增值；四是通过工商资料变更，将虚增的公司股权或挪用公司资金成立的其它公司的股权收归公司所有；五是其它零星资产等等。


环境法究竟是私法还是公法，在国内一直存在争议。应该说在我国，以环境保护法为中心的环境法律体系，既包含公法的内容，也有私法的规范。但是在德国，这个问题却不一样，德国的环境法主要是公法，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构成环境保护的主要法律内容。

德国的环境保护法内容庞杂，一共约有9000个相关文本，甚至还有中世纪单项文本，按照今天的规定，也属于环境法，比如禁止给井水投毒、保护狩猎地区等。德国19世纪的经济大发展时期，环境法也开始大规模发展，后来是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由于关注工业复兴，环境法的发展出现停滞，直到上世纪70年代，德国才提出环境法的3个目标。现在德国政府将环境保护作为重点，在经过日本海啸等事变，改变了德国环境法的工作倾向，如放弃核能，采用风能等。

德国环境法的法律渊源既有国内法的规定，也有国际法的渊源，特别是欧盟法的规定，如莱茵河的保护规定，而德国作为欧盟的成员国，欧洲的法律，有的可以直接适用，有的转化适用，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参加听证会议权等权利，均来自欧盟法，德国依托欧盟法的体系，建立了德国环境法体系。同时按照《基本法》第20a条的规定，环境权利在德国具有很高的位阶，德国的环境法主要是公法（当然也有部分私法），通过法律建立全方位、多层面的环保法律体系。

德国环境法有三原则：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和合作原则。预防原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认知：对环境造成消极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预防，通过在法律活动中明确预防原则，体现避免污染优先于治理污染的精神，确保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与我国环境法的原则相同，德国环境法也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由污染者承担治理费用，只有由于现实原因无法让污染者承担责任时，才由社会公众承担；而合作的原则是要求各种社会力量（公民、企业、社团等）协同合作，防止环境污染，正是该原则要求建立公众参与相关的环境决策过程，并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环境法主要内容包括水利法、垃圾法、土壤保护法、环境信息法等。

水利法：政府有责任保护水源，法律规定了预防措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德国也曾经对河床、水路进行人为修正，结果也受到自然的报复，所以该法要求不是在水灾后进行建设，更重要的是回复河道的原貌，比如建立湿地保护区。

垃圾法：德国刚刚进行修改，改为《循环经济法》。在该法中垃圾不再被视为垃圾，而是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进行规范。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于大工业城市是一个挑战，是为子孙留下发展空间，循环经济法就涉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法律首先是将垃圾分类，将垃圾进行定义，最高境界是不产生垃圾，比如包装器具，生产商在生产包装器具时，有责任想到回收时应该如何处理，避免垃圾的产生；二是可以回收再利用；三是将垃圾用于生产能源；四是进行垃圾处理。污染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资源的利用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水资源。

土壤保护法：土壤的保护虽然与污染没有直接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德国对垃圾采取填埋的方式，污染了土壤。土壤被污染后，土地所有者有义务来清除污染。但是如果土壤的清除费用超过土地的价值，谁来买单？最终可能是公共财政买单。

环境责任的承担：谁污染谁解决，是各国通例。德国虽然有规定，但是执行不好，最终还是全民买单。既然是全民买单，是对公共成本的消耗，则政府必须扶植相关产业。德国已经宣布放弃核能，而用可再生能源，这会导致对核能相关的电力设施进行更新，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而环境责任的方式包括：直接控制某种行为，如提倡或者禁止某种行为；间接控制的行为：如征收排污管理费等，当然还有其他措施，如建立专门的企业环境保护专员（当然对于尽职的企业的环境保护专员有特殊的劳动保护），要求企业履行自己的义务；通常而言，环境保护的措施首先由州政府来执行，也有需要地方政府来执行的，但是联邦政府往往只具有有限的执行权。

环境信息法：为了增加环境信息透明，规定了这一法律。保证每个人都有权向联邦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机关索取关于环境方面的信息。各州也制定了州的环保信息披露的法律。

对于环境法的这些公法规范，同时在程序上和其他部门法上，确保行政程序优先。

而为了贯彻预防原则，对于环境保护中产生的争议应该在涉及环境的项目开始之前就解决相关的争议，因此德国建立了大型项目公众参与的制度和环境行政诉讼制度，而相关的私权救济则应以行政诉讼为先。

比如当企业提起一个大型项目，需要向有关的行政机关提交相应的规划和可行性报告，行政机关应该将相应的报告对外披露，并规定一定的公示期，在公示期内，与这一项目利害相关的当事人可以就项目提起异议，政府在逐项审查相关异议后作出答复，并下达“项目确认书”，对于行政机关的项目确认书仍然存在异议的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在其他法律部门也贯彻行政优先的原则，如在刑法中就规定了行政从属性原则，这一要求环境刑法要有相应的环境行政法为前提，德国在《第十八次刑法修正法》制定了环境刑法，在《刑法典》的第29章整整一章中予以规范。以德国《刑法典》第204条为例，该条规范水污染行为，强调“未经授权的行为”，即违法性是未获得行政授权的行为，这一授权的基础是法律的规定、法院的裁定或者是可以执行的行政行为、或者是行政行为可以执行的义务，还有公法合同的约定。

在民法中也有类型的规定，如果当事人没有参与相应的行政程序，如公众听证程序，则不能依据《民法典》第1004条的规定享有排除妨碍的防御性请求权，其依据《民法典》第823、826条和《环境责任法》的第1条所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会受到限制。

通过这些制度规范，确保德国的环境救济在行政程序开始前，就能够有效的运作，进而将环境污染限制到最小程度，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