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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制度研究

闫 海　
（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　重庆　400031）

[内容摘要]：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资本运营方式与企业经营策略，尤其对于改善我国资本市场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相关立法的滞后，导致实践操作中诸多不规范性和回购实务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在对股份回购的功能与价值的清晰定位的基础上，制定与规范股份回购的实施细则或具体操作办法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关 键 词]：股份回购 国有股 公司法

由于市场环境的不规范与市场主体的不成熟，中国证券市场上题材和概念的炒作之风盛行，然则假以发展的角度审视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题材、概念，会发现它们中的一些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以云天化、申能股份为代表的“回购概念股”。股份回购是成熟资本市场上重要的金融工具，是国外公司企业经常使用的资本运营手段和经营策略，但是相对于尚处发展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若干典型个案的出现则是一种金融创新性质的探索与尝试，创新往往意味着对旧制度的规避或突破以及新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因此对我国既有相关规范的反思与评价，建构既适应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新的股份回购的法律制度是公司、证券立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股份回购的功能分析
股份回购（Stock Repurchase），是指出于特定目的，公司通过一定途径将已发行在外的股份重新购回的行为。对股份回购的功能的正确认识决定了股份回购立法的价值取向。一般认为，在一个成熟资本市场股份回购具有以下功能：
（一）通过股份回购，调整财务杠杆，优化资本结构。现代公司资本结构理论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莫迪利安妮（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公司资本结构与市场价值不相干理论（简称MM定理），但是MM定理是在不考虑的所得税、破产风险、资本市场效率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影响下推演出的，并不切于现实，因此后人不断放松假设条件予以逐步修正，提出了资本结构平衡理论，即由于债务利息可计入公司成本，而免交所得税，所以与股权融资相比，债务成本较低，较高的资产负债比例可以为公司带来税收庇护利益，然而公司破产风险成本也随资产负债比例的升高而增大，所以在公司目标函数和收益成本的约束下，欲使公司的融资总成本最小，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最优资本结构是处于边际税收庇护收益等于边际破产风险成本的平衡点。[1]但是公司发展周期和外部环境变化决定公司必须审对度势，动态调整资本结构，与新股发行、举借外债不同，股份回购是一种股本收缩的调整方法，通过减少对外发行股份，提高资产负债率，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二）通过股份回购，调节股票供应量，实现股价的价值回归。股票价格决定于股票内在价值和资本市场因素，通常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股市进入低迷状态，持续低迷引发股票抛售，导致股价下跌，流动性减弱的恶性循环，公司在本公司股票严重低估时，积极进行回购：一方面，收购价格传递公司价值的信号，具有一定示范意义，另一方面减少每股净收益的计算基数，在盈利增长或不变情况下维持或提升每股收益水平和股票价值，减轻经营压力。在市场过度投机的情况下，释放先前回购形成的库藏股进行干预，增加流通股的供应量，减少投机泡沫，使股价回至正常价格，股份回购使虚拟资本价格变动更接近于实物生产过程，使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紧密相联，避免了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
（三）股份回购是公司股利分配的替代手段。股东收益包括股票分红派息收入与股票转让的资本利得收入，一般来说，国家对前者课以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而对后者课以较低的资本利得税，若公司分派现金股利，则股东不得不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公司实行股份回购，股东拥有选择权，具有流动性偏好的股东，转让股票取得现金形态的资本利得，而继续持股的股东由于所持股票的每股盈余提升，使个人财富增加，并且相关的资本利得税递延到股票出售时缴纳，因此基于税收的考虑，公司常以股份回购替代现金红利的分配。
（四）股份回购是实施反收购，维持公司控制权的重要武器。为了维护目标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通常以股份回购的方式抵御恶意收购。[2]当公司以高于收购者出价的溢价进行股份回购，一方面提醒公司股东注意公司价值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收购方的收购成本，并且通过对外界股东的回购，公司大股东或管理层持股比重相应提高，控制权进一步加强。此外，储备大额现金的公司易受收购者的青睐和袭击，在此情况下，公司将大量现金用于股份回购，可减弱收购者的兴趣，这是反收购策略中的“焦士战术”。
（五）运用股份回购，执行职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制度。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目标函数的差异，即代理成本，包括经营者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产生的成本以及股东对经营者的监督成本，矫正偏差仅依靠诸如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等外部约束远远不够，尚需要设计出一套成果分享方案，使职员和管理者的努力与公司财富增大建立相关性，职工持股计划和股票期权制度就是比较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之一。[3]由于新股发行手续繁琐，程序复杂，成本较高，因此解决职工持股计划与股票期权制度的股票来源的较好途径就是股份回购，公司选择适当的时机从股东手里回购本公司股票作为库藏股，依程序交给职工持股会管理或直接作为股票期权奖励给公司管理人员。
（六）基于少数异议股东的回购请求权，回购公司股份，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现代公司实行“资本民主”原则，即一股一票，重大事项的表决适用单纯多数或绝对多数决，因此绝对或相对控股的股东，不惜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操纵公司，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少数股东的“以手投票”权利因此受限，法律为平衡双方力量往往赋予其诸如股东诉讼权等权能，但实施成本较高，而股份回购请求权则是股东“以脚投票”的权力强化，[4]重大事项表决时，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少数股东可以要求与公司以公平合理价格回购股份，这样一方面减少公司经营中的磨擦与冲突，降低协调成本，另一方面充分保障了少数股东权益使之免受不公平待遇。
除上述功能外，股份回购还常常运用于公司合并以及上市公司转为非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中，因此股份回购是具有多种功能的资本运作和企业经营的重要手段。
二、股份回购的现实意义
股份回购的上述功能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尽管存在或大或小的施展空间，但其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承担着调整股权结构，减持国有股的历史使命，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股票计划额度管理的原因，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过度集中且不能流通，据 2000年深沪两市A股公司的中报统计，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比例超过50%的公司有498家，占全部1040家公司的47.88%，国有股、国有法人股比例超过75%的公司有406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9.04%，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产生不良影响：1、国有股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而“所有者缺位”以及中小股东监督机制弱化，使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形成“内部人控制”，市场主体异化；2、国有股不能流通形成我国资本市场独有的分割性（股市被人分为成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国有股权冻结和呆滞，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残缺。[5]因此，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历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有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6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采用国有股存量发行为主，协议转让、国有股配售、定向回购为辅的方案，但是正如许多媒体评论，办法的目的在于筹集社保基金，对国有股减持意义不大，因此后三者应该继续关注。而三者比较而言，国有股回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方面缓解国有股上市扩容对市场的抛压，有利于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保持股市的平稳发展，另一方面股份回份的参与方之间形成“多赢”的局面：1、对于国有股股东——国有控股公司或集团集团公司，转让国有股权，有利于盘活国有资产，进行国有资本战略调整，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变现资金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或偿还银行负债，降低金融风险，化解改革中矛盾与问题；2、对于公司，实施股份回购调整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财务杠杆率，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3、对于非国有股东，所持股票的内在价值提高，强化对公司经营的监控，有利于自身权益的保障。
三、股份回购立法若干问题探讨
(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关于股份回购的法律制度，国际上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采取“原则禁止，例处许可”的模式，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另一种是规立基于“合法正当的商业目的”的股份回购原则上许可的模式，如美国。我国股份回购立法散见于《公司法》第149条，国务院证券委1997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简称《章程指引》）第24、25条，国务院证券委和国家体改委1994联合颁布的《到香港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简称《必备条款》）的“减资和回购股份”以及“购买公司股份的财务资助”两个章节，尽管规定的比较粗糙，但基本采用“原则禁止，例处许可”的立法模式，例如《公司法》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票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除外”。
股份回购现行规范的模式选择，部分是立法者对股份回购的功能和现实意义缺乏认识，但主要是理论界对股份回购存有疑虑。[6]笔者认为其中观点颇值商榷：1、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混淆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即公司因持有回购的股票，而享有对自己的股东权，导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混同，这种观点过分强调股票的股东权利的表现特征，而忽视其作为有价证券的虚拟性，且相关立法对购回股票的表决权、分红分配权等限制，足以抑制股东权行使；2、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违背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原则，传统大陆法系认为资本三原则有利于保护债权和交易安全，但商务实践中，债权保护的方式是多样的，法定资本制的保障是有限的，且存在公司筹建成本过高与资金闲置的弊端，因此《公司法》修改建议中有学者提议降低注册资本，实行授权资本制；[7]3、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有害与股东平等原则，实际上，程序立法的完善能够保证任何股东享有转让与不转让选择的机会平等，合理的定价机制也可保证股东获得价格公平的权益；4、有学者认为股份回购中易发生操纵市场和中幕交易等不当行为，但是“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灯光是最好的警察”，加强股份回购的信息披露，可以确保回购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综上所述，缓和管制，充许公司基于正当的商业目的实行股份回购是适应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公司绩效，顺应世界潮流的新的模式定位。
（二）股份回购方式以及回购价格
《上市章程》第25条规定，公司回购股份，可以下列方式时行：（1）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2）通过公平交易方式购回；（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情形。目前证券市场的个案基本采取“其他情形”中的协议回购的方式，回购价格等于每股净资产，例如1999年申能股份向其控股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回购10亿股国有法人股，价格是1999年中报的调整后每股净资产值2.51元。原因是回购标的是不流通的国有股，国有股与社会公众股长期的价格“双轨制”，缺乏市场价格，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1997年第32号文规定，国有股权转让不能低于其净资产。
通过公开交易方式回购是指公司在证券交易场所以类同于任何潜在投资者地位，按照股票市场价格进行回购，其优点是不存在市场价格基础上的溢价，但不能实施批量购买，日交易量有限，并且为防止公司借此进行价格操纵和内幕交易，减少对股价的非正常影响，要求证券监管当局对交易的价格、时间、数量等，予以严格监管。
向全体股东发出回购要约是指向全体股东提供出售股票的均等机会，以既定价格发出回购要约，国外的两种要约回购颇值立法借鉴：1、固定价格要约，即公司在特定时间发出以固定价格，回购固定数量股票的要约，如果回购数量不足时，取消回购计划或延长要约有效期，如果股东提供股票数量超过要约数量，则企业可决定全部或部分购买超数量部分，但并没有必为义务，此种方式产生的市场价格的溢价通常被市场认为是积极的信号，但回购要约执行成本过高；2、荷兰式拍卖回购（Dutch Auction），源于荷兰花卉拍卖所使用的系统方法，即公司确立回购价格范围和计划回购数量，而后股东选择价格范围内某一特定价格投标，公司汇集所有有效投保的数量和价格，根据计划回购量确立最低回购价格。[8]此种方式回购溢价低，选择性大，为广泛采用。
（三）股份回购的支付手段与资金来源
股份回购的支付手段并无相关明文规定，但一般采用现金支付。但是回购股票的大量的现金需求限制回购主体范围，且回购使营运资金耗费，也将影响未来的经营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拓宽回购支付手段，例如：国有股大都是公司成立时由实物折股而成，回购非流通的国有股，支付手段可相应地多样化，除现金外，还可以实物、无形资产折价，这样一方面缓解回购带来的现金压力，另一方面回购与资产剥离相结合，提高公司资产整体质量。此外，国外股份回购还有一种交换要约的支付方式，既公司发行优先股或债券作为回购股份的等价支付手段，此种方式兼顾了股份回购的调整资本结构的功能，应为我国立法采鉴。
关于回购的资金来源，仅有《必备条款》相关规定可能参照，即回购股份的款项应当从公司可分配利润和以购回旧股而发行的新股所得中支付，但不得减损公司资本。此项股份回购资金来源的规定意在保护公司债权安全以及平衡不同类别股东之间利益，也与国外相关立法一致，应为新的股份回购立法延续。[9]
（四）库藏股问题
库藏股是指公司股份回购后并不立即注销，而是留于特定账户的股份。我国《公司法》第149条第2款规定，“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10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并公告”。因此，我国立法上不承认库藏股的存在，但是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建立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股份，因此股份回购立法中应补充、完善库藏股的相关规定，当然为避免公司与股东的角色混同，对库藏股的权利加以必要限制，它不应具有投票权、收益分配权、优先认股权、资产清偿权以及相关义务。再次，因为库藏股不是资产，涉及库藏股的业务只能引起股东权益的增减，而不能创造收益或带来损失，因此库藏股的会计制度的规范也是重要的内容。[10]
（五）股份回购程序
我国股份回购的法律规范仅有原则性规定且局限于回购理由和方式，欠缺具体的操作规则。程序是保证股份回购有序、高效进行的关键，通常而言，股份回购会对公司利害关系人以及证券市场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回购一般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的绝对多数通过，并报经证监会批准，涉及国有股转让应获取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而且发生在合并、减资情况下的股份回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法》关于合并、减资程序之规定。另外，股份回购程序立法还应包含保护债权人与强制信息披露的规范。
股份回购导致资本收缩或营运资金减少，偿债能力削弱，会危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应参照《公司法》第184、186条之规定，要求公司及时将回购事宜知会债权人，并应债权人要求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等措施后，才能正式启动股份回购。
为避免股份回购成为公司操纵市场或内幕交易的工具，应在回购全程进行真实、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内容包括回购的真实目的、回购价格的确认、回购支付方式以及资金来源等，回购成功后，应对现有股权结构、库藏股等内容予以公告。
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的动力来自于其规管对象的活跃，中国证券市场日益增多的股份回购案例，使已制订若干年的纸上条文变得生动，也凸显其简陋与滞后，立足我国国情，借签国际先进经验，制定《股份回购守则》等相关规范是制度对来自于金融创新的积极回应，也是资本市场规范运作的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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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唐德华．股份公司设立与内部运作法律制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P713．
福建省三明市人大常委会


三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治市的决议


(1998年8月31日三明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党的十五大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治省的决议和中共三明市委关于依法治市的决定，为推进我市依法治市进程，特作如下决议：
一、实行依法治市，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1.实行依法治市，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中共三明市委的领导下，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管理本行政区域的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保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各项工作都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保证公民通过法定的程序和途径行使民主权利。扩大基层民主，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制度，实行政务、事务和财务公开。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推进依法治市、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作为根本任务，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保障依法治市的顺利进展。
4.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依法治市的执法主体，要根据各自的法定职责，建立责任制，保证依法治市工作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5.国家机关领导干部要负起依法治市的责任，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严格秉公执法，做学法、守法、执法的模范。
　　6.各级人大代表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认真执行代表
职务，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二、坚持依法决策，严格依法行政
7.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严格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做到公开、公正、公平执法。
8.要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实行评议考核、执法过错追究、损害赔偿等制度，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有效。
9.要依法决策，建立重要决策的听证会制度，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建立行政管理公示制度，公开办事条件，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办事结果，增强行政行为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10.建立和健全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制度， 保障规范性文件符合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坚持公正司法，严格依法办案
　　11.司法机关必须公正司法，依法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健康发展。
　　12.积极推进司法改革，逐步建立公开、公正、 高效、廉洁的现代司法运行机制，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司法水平和司法效率。
　　13.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 不得干涉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14.建立和完善司法办案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 实行司法赔偿制，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环境。
15.建立健全法律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律师、公证、 仲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作用，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建立和实行法律援助制度，促进社会法律保障原则的实现。
　　四、强化监督机制，维护法律尊严
16.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加强行政机关、 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维护宪法、法律尊严和国家法制的统一。加强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以权代法，以言代法。
17.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对提请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前法律培训、考试制度，把提请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法律知识和依法办事情况作为审议的重要内容，促进领导干部提高法律素质。
18.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健全内部制约机制， 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严格依法查处失职、越权、违法行政问题。对依法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应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作出复议决定。
19. 检察机关要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坚决查处侦查、审判和执行中的违法行为，积极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枉法、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
20.司法机关要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实行司法人员录用、考试、考核、培训、奖惩、任免等制度。要从严治警，强化对司法人员的权力监督，严禁刑讯逼供、非法拘禁、徇私枉法，坚决纠正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防止和遏制司法腐败。
21.各级人大常委会、 人民政府和司法部门要建立主要领导接待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来访制度，依法支持和保护人民群众、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新闻媒体的民主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
五、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公民法律意识
22.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结合实际，制定普法年度计划和依法治理的具体措施，并建立相应的责任和考核制度。要坚持把领导干部、执法人员、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和青少年作为普法重点对象，建立健全学法制度。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普法的表率，努力掌握法律知识和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专门法律，不断提高应用法律分析问题、指导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23.各级人民政府要有针对性、有计划地组织公民学法,认真搞好对公民的法律宣传教育，增强公民依法治市意识，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
24.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加强普法工作的监督， 切实保障省、市普法规划的实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要在普法中起模范带头的作用，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
　　六、加强组织领导，推进依法治市进程
　　25.依法治市必须在市委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各级人大常委会要主动向同级党委报告依法治市进展情况和建议意见，及时取得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保证依法治市顺利开展。
26.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要根据本决议，分别制定依法行政的实施规划和公正司法的实施方案，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后付诸实施。
27. 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定期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贯彻实施本决议的情况。
28. 各级人大常委会要把监督本决议的落实作为一项重要监督内容列入议事日程，每年有计划地组织人大代表对本决议的贯彻情况进行视察、检查，保证本决议的贯彻实施。全市人民、各级人大代表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实践依法治市方略，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大力推进依法治市进程，为实现我市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