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哲学与争端解决
波比.K.Y.王著
宋飞 译
（本文译自《香港法律学刊》（英文版），第30卷，第2册，2000年，第315页。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导论
在任何社会，争端都应和平解决。如果存有过多尚未解决的争端，人们就不能彼此保持良好关系，社会的宁静也会受到威胁。在理论层次上，争端是指“通常最初双方协商不成而经过一些标准的程序表现的公开主张。”要解决争端，就必须有解决争端的组织存在。争端解决组织可以许多形式组成。简言之，它们可分为诉讼型和调解型两类。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解决争端采用调解。古代中国的争端常以仲裁和调解解决。正如美国仲裁协会前任会长所言，“传统中国观是通过无比友好的谈判来解决争端。”
中国人喜欢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的历史原因在于公平正义感。其目标是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只要可以，争端就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参加仲裁时更是如此。可见，即便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参加仲裁的每一个人仍会被告知他必须降低要求，否则‘就吃亏’这样一类话。因此，如果一方坚持要为其‘权利’彻底辩护或要求完全恢复原状，那么他就不应再选择仲裁。”
无论文化如何不同，对任何社会这可能都是平等适用的。在传统中国人和现代西方关于争端解决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不能下结论认为只有中国传统社会喜欢仲裁或调解。在现代西方社会，仲裁频频用于解决诸如婚姻有关的纠纷，而诉讼似乎用于解决商业、合同或侵权纠纷。但中国传统观对各类争端都一样。这似乎表明西方和传统中国在争端解决上观念有所不同。
在西方，“传统已将诉讼留给律师，希望他们在法律基础上解决商业纠纷。”对一些西方人来说，中国观念不可接受：法定权利怎么能放弃？普通法的基本原则，正如胡曼所言，是“财产、权利、义务不受限制。”法院给出的判决“要么让你什么都有，要么让你一无所有。”即便平等规则也不能改变基督教义。如果有争端存在，诉讼方式就会被采用，而且案件判决取决于当事人的实力。在法院系统流行一句话，“公众关注的不是鼓励当事人尝试和平解决以达到最轻微的利益调整。”因为“在社会大众看来，这种解决方式是懦弱的表现，”而且“正义也不会因此而实现”。但是，对追求提高审判效率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是一个潜在的思想宝藏。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没丧失其影响力，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的确，它在过去曾受批判，而且1949年之后出生的几代人都没有受过它的教育。但是，一名北京官员承认，在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时代，“传统”在处理个人和商业纠纷上起着部分作用。因此，对这样一种有着极大影响力和反弹力的文化的深入理解，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利于提升解决现代争端的水平。
在传统中国，厌诉历史悠久。有不少谚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饿死也不当贼：烦死也不告状”、“想活别打官司，想死别进地狱。”其原因之一是诉讼人遭衙门的讼师和衙役盘剥，衙役和走卒就靠这个吃饭。另外，规避诉讼也在一个比较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不同的哲学流派在避免争端上都持认同态度。他们认为争端（当事人各方冲突的表白）扰乱了社会的和谐秩序和宇宙的总体秩序。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世界观，人与自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而延续存在...和谐或一元的思想，被中国人不断变化地加以表达，来强调其主旨。
因此，用于解决争端的诉讼方式受到批判。毫无疑问，儒家在这一点上起了主要作用，道家、法家、佛教和墨家也涉足其中。除了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其它流派都可在中国早期哲学著作《易经》中找到根据。在《易经》中，诉讼方式受到批判因为它最终给有关各方带来灾难。这给传统中国争端解决定下了基调。
但不能认为中国哲学一层不变。就拿儒家为例吧。汉代的儒家与孔子自己的哲学有相当不同之处，它与宋代的儒家也有区别。尽管如此，他们有一点还是一样：即应避免诉讼。在此，我们可以把不同时代的儒家看成是一派。在讨论其它学派也可以这样。但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儒家都反对诉讼。有一些就认为诉讼不可避免，甚至认为诉讼有好结果。他们的观点也应加以考虑。
和谐
歌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人们只要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就有可能和谐。因此，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吏的作用就与现代社会的法官不同。司法官吏的首要任务是教育人们注意举止。据说，在舜帝任命皋陶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法官时，任命一词强调的就是后者有教人法律的职责 。司法制度的最终目标，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营造一个没有争端或犯罪、更适于居住的社会。采用法律或惩罚是想建立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理想社会。在汉及其后的朝代 ，政府都变相地采用法律。他们都认识到法律存在的切实需要，认同仅靠教育和道德引导不足以使人们具有良好形为。而法律则能够。
不同学派都歌颂和谐。荀子，孔子的一个追随者，将它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他说，人类拥有至关重要的呼吸、生命和知觉，再加上一种道德与正义感。这就是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物种的原因。在体力上，他们不比一头公牛厉害，在速度上，他们比不上马：但马和牛却被人役使。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形成社会而动物不能。人为什么能形成社会？我认为是由于社会分类。社会划分怎样转化为行为？我认为是因为人类的道德与正义感。因此，如果他们的道德与正义感应用于社会分类，和谐就会产生。如果在种类间存在和谐，就会产生联合：如果联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体力；如果有巨大的体力，真力就会产生；真力产生，就能战胜万物...如果社会不是基于社会划分而形成，就会产生争端；如果有争端，接着就发生无序；如果存在无序，就发生支离破碎；如果存在支离破碎，就会出现软弱；如果存在软弱，就不可能战胜万物。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最短时刻也不能忽视规距和道德原则。
在这里，道德和正义促成社会和谐。其结果使社会结构形成。
在传统中国，“个人被融于社会，并附属于群体与和谐观中。”和谐观假定社会最初处于万物各得其所的完美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后来被打破。为保持和谐，必须顺应天道。以这种天人合一观，人道最终得到天道的预兆。这种思想至今仍具有影响力。
对中国人来说，社会和平不意味着每个成员的主体权利得以协调。他们认为，正如西方人所说的，社会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它早就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除非其中一分子打乱了它。
这给中国式的争端解决提供了哲学基础：争端或冲突是坏事因为它扰乱了和谐，预防争端比事后解决要好。
儒家
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仲裁较多，儒家思想常被借用。对儒家来说，成功解决争端的关键不是维护受害者权益或判给无过错方以损害赔偿，而是用道德规则教育当事人。这些规则中蕴含有中庸和忍让思想。中庸思想防止人们采取直接冲突或极端措施（如诉讼或暴力）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忍让思想不让人们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哪怕自己有权享有。“忍让反映了群体优于个人的思想，它要求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以重建公平。”
如果人们遵循这些思想，他们就会始终为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考虑，并运用自制来防止争端。君子不与人争。他不应只为自己利益，尤其是当这样会使他人受损时。追求物质利益要让位于保持和谐。道德的基本规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照着做，当然不会有争端。进一步讲，儒家思想的本质是完善自我。即使他人没做好，君子也要做好。儒家相信每个人最终都能被教育成君子。儒家愿意接受任何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以向他人证明自己是怎么做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教育成君子，争端也就会变少，即使有一点也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儒家道德规范对外表现为礼。歌颂礼反映了儒家传统思想。“礼的普遍效力基于古代圣贤开创天人合一的事实而产生”。
儒家的世界观实质上是静态的。否则，古代圣贤的智慧无法形成规范后代人行为的礼的基础。按照这种世界观，原始的和谐是完美的。任何变化都只会扰乱它。其实，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中国传统思想家。他曾承认自己只在传播传统思想而没有创新。他也曾自豪地指出他所推崇的礼是周代的东西。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习惯成了规范人际关系的最好准则。在社会或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仅靠遵循习惯来避免冲突。这样，习惯就更为人所接受，因此社会和谐就得以维持。长者被视为权威，因为他们似乎知道地更多。这种假设是产生服从权威的态度的原因之一。
正如儒家看到的，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他们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礼则明确了他们待人接物的适当方式。如果人人都接受儒家规范并遵徇礼，社会将会和谐。那么防止争端的最好方式将是教育人们遵循礼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如果有争端，解决它的过程将被视为一次对冲突各方进行道德教育的机会。其目标是教人怎样按礼去做。
法家
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强国。每个诸侯的欲望都是称帝。为了达到这一点，法家提出“法治”原则，其含义是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国法，不做法律禁止之事。人们之间的争端会削弱一个国家。为打赢官司，冲突各方需要花费时间和资源。如果有过多的人际纠纷，国家的终合国力只会锐减。为了强国，法家采取防止争端的严厉措施。
争端预防也与法家的以法为本思想有关。商鞅认为，人类社会最初并无法律，因为古代的人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后来，人们倾向于拉关系并开始扩展其自我利益。结果，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上的强者和多数人在弱者和少数人面前占有优势，并利用后者。为避免冲突和争端，古代圣贤基于规范人际关系的目的而制定了法律，限定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并区分了所有权。按照这种理论，争端预防是法律的目的之一。法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按照慎到的观点，它是良好行为的标准。尤其是它强调了所有权和财产权的重要性。他说:“一兔走，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按照慎到的观点，争端预防的成功取决于所有权定义的范围。法律应尽可能细化，不给争端留有空间。
正因为强调争端预防，法家对争端解决就不是特别关注了。在理论上，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有一套好的法律，就不应有争端。哪里有争端，哪里就应按照法律解决。当事人打官司的好处是判决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来控制局面，那么法律就应进一步完善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其目标就是对未来出现类似问题进行预防。
墨家
虽然总的来说，墨家 思想不被诸侯所接受，在战国时期它还是很有影响力。墨子，并不明确表示人们不应与他人存有争端。虽然如此，我们仍可推断他是颂扬和谐的。到墨子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之；“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因此，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墨家相信痛苦只有一个原因：人们相互不爱惜。为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主张人们应。如果这样，社会就会出现“强不持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局面。在这个什么都不会出现的社会里，就不应再考虑诉讼，事实上也没必要了，因为总体上人们将不存在一点争端。
墨子不光嘴上说，也将其主张付诸实践。在战国时期，他们组建了一个高度纪律化的行动组织。其首领称为巨子。其它成员称为墨者。巨子对他们发号施令，也能处决他们。其目地是改造世界使之更利于居住。
应该指出，墨家采用了一种功利的观点来推广其“兼爱”思想。他们表示，爱他人必将最终让全体受益。这种态度的根源在于墨家对人性的信任。人们存在争端有两个原因。其主要原因是人是自私的。由于自私，人们为扩展其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哪怕伤害他人。另一理由是辨别是非没有标准。当存在不同标准，争端就不可避免。处理争端的最好办法，要么是解决，要么仍用坚持天道的预防争端规则。正如墨家所理解的，这一规则是“兼天下而爱之”。
墨子用一种悲观的论点看待人性。他不认为人们没有外界干预就能考虑周全。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家是一样的。但这两个学派的解决方案各有不同。法家采用惩罚，墨子采用诱导。墨子主张，诱导最终可使人人都彼此爱惜（“兼爱”）。
道家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因为道家关注的不是人际关系，他们从不细化人们为人处事的规范。但同其他学派一样，道家也带有和谐思想。这不难理解，因为儒、法、道三家都是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进一步讲，这也涉及其对衰退的偏好。对道家来说，事物的初始阶段是最好的。这种见解并不少见。事实上，在每个文明的神话时代，和谐常被颂扬以充当自然秩序，也被用在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在道、儒两家看来，就是这个被颂扬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和谐。
对庄子来说，与自然保持一致，与他人保持和睦关系，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与他人发生争端，受到公众的谴责。道家以自制作为必要元素来构筑和谐社会。正如老子所言，“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人们存有争端是因为他们有欲望并不知足。老子提出，人应尽量无欲。因此，他们不应斤斤计较。老子视争端为坏事。他为人们给出指导性原则，而不直言其主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没有争端。从其字面理解，可以认为是每个人过着完全隔离、不与他人来往的生活。不鼓励为私权斗争。老子主张，如果没有争端，大家会很开心。尽管说人不应为私权斗争，但他在表达这一意思时态度并不拐弯抹角。他相信作出忍让的人最终将拥有更多。天道偏爱保持自然，越无为越能持久。其实，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才是顺应天道的。这一思想称为“天道无为”。因此，天道损有余而奉不足。避免诉讼的最终会获胜。总的来说，原则上应是：“不要发生争端，采用调解。”
根据老子的说法，法律没必要存在也不会被接受。建立理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摒弃法律。其思想是为了让人回归到天真状态。这一观念产生的理由是是“法令滋彰，道贼多有。”这不是法律虚无主义。老子并没有说不应遵循规则。起码天道是必须遵守的。其基本精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可能是自然法的中国版本。尽管认为天道无情，老子仍主张天道老是偏袒好人。因为制定法律是为了颠覆天道，如“损不足而奉有余”，这与天道是相违的。因此应摒弃法律。庄子也持同一观点，他主张“避斗折衡，而民不争”。
并不意味着这遵循规则的人将情况更好。一个人如果犯了错或贪得无厌，最终仍将被上天惩罚，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佛教
辽宁省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规定
辽宁省人民政府
第244号
《辽宁省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规定》业经2010年1月6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2月20日起施行。
省长 陈政高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辽宁省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机构设置，提高政府工作效能，推进机构编制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机构，是指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设立的工作部门和部门管理机构，以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的综合机构。
第三条 行政机构的设置、职责配置、编制核定以及对机构编制工作的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省、市、县机构编制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委会）负责机构编制领导工作。
省、市、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编委办），是省、市、县人民政府负责机构编制管理的工作部门，具体承担本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编制管理工作，并对下级机构编制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省、市、县编委会和编委办（以下统称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建立集体研究决定机构编制事项的工作制度和工作规则，规范行政机构编制的审批程序和行为。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对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编制实行实名制管理。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机构、职责、编制、领导职数、编制结构比例及其执行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六条 依照国家和省规定程序设置的行政机构、核定的编制和领导职数，是录用、聘用、调配工作人员、配备领导成员、核拨经费、办理社会保险、开设银行帐户等的依据。
对违反规定超编使用的人员，不得办理录用、聘用（任）、调任、社会保险等手续，不得纳入财政统发工资范围。
第七条 省政府部门和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机构编制、人员工资与财政预算相互制约的机制，在设置机构、核定编制时，应当充分考虑财政的供养能力。机构实有人员不得突破核定的编制。禁止擅自设置行政机构和增加编制。对擅自设置行政机构和增加编制的，不得核拨财政资金或者挪用其他资金安排其经费。
第八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行政机构不得干预下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编制管理工作，不得要求下级人民政府设立与其业务对口的行政机构。各部门制定的行业编制标准，不得作为审批机构编制的依据。
机构编制具体事项，应当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专项办理。除专项机构编制规章、规范性文件外，其他规章、规范性文件不得规定机构编制具体事项。
第九条 行政机构应当以职责的科学配置为基础，综合设置，做到职责明确、分工合理、机构精简、权责一致，决策和执行相协调。
行政机构应当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适时调整。在一届政府任期内，政府工作部门应当保持相对稳定。
第十条 在国务院规定的行政机构设置限额内，省人民政府根据职责设立办公厅、组成部门、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构；市、县人民政府根据职责设立工作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可以设立综合机构。
第十一条 行政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规格、名称，由本级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后，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省、市、县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还应当依法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名称，由相关部门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本级编委办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行政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内设机构。省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人员编制不少于4名，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人员编制不少于3名。
省、市、县人民政府行政机构内设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规格、名称，由该行政机构提出方案，报本级编委办批准。
第十三条 行政机构及其内设机构的名称、规格应当规范、统一，并与其机构的职责和层级相对应。
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称委员会、厅，直属机构称局，为正厅级；部门管理机构称局，一般为副厅级。市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称委员会、局，为正处级。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称局，为正科级。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设置的综合机构不确定机构规格。县以上人民政府个别行政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称办公室。
省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内设机构一般称处、室，为正处级；市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称科、室，为正科级；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一般不设内设机构。
副省级市人民政府及所辖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和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名称及规格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设立行政机构的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设立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机构的名称、规格和职责；
（三）内设机构的数量、名称、规格和职责；
（四）编制和领导职数。
设立行政机构内设机构的方案，参照前款规定制定。
第十五条 撤销、合并行政机构的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撤销、合并机构的依据或理由；
（二）撤销、合并机构后职责的划转情况；
（三）撤销、合并机构后编制和人员的调整情况。
撤销、合并行政机构内设机构的方案，参照前款规定制定。
第十六条 行政机构的职责配置应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全面履行职能的需要，遵循依法行政、权责一致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权限和责任。
在确定行政机构职权的同时，必须明确行政机构的责任。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构依法委托，不得将行政机构的职责交由其他组织承担。
第十七条 行政机构的职责由本级编委办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拟定，经本级编委会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颁布。行政机构调整职责，由行政机构或者编委办提出方案，经本级编委会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行政机构调整内设机构职责，由行政机构提出方案，报本级编委办审批。
第十八条 行政机构职责相同或者相近的，原则上由一个行政机构承担；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机构管理的事项，应当划清职责分工，明确主要管理部门和协助管理部门。
行政机构之间对职责划分有异议的，应当主动协商解决。协商一致的，报本级编委办备案；协商不一致的，由本级编委办提出协调意见，报本级编委决定；重大职责调整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构的职责应当调整：
（一）行政机构设置变化的；
（二）行政机构之间产生职责交叉的；
（三）本级人民政府要求调整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规定调整的。
第二十条 行政机构调整职责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调整职责的依据；
（二）调整职责的内容；
（三）承担职责的机构；
（四）与相关机构的职责关系。
第二十一条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按照编制的不同类别和使用范围审批编制。行政机构应当使用行政编制，不得混用、挤占、挪用或者自行设定其他类别的编制。
第二十二条 全省行政机构的编制实行总量管理。各地区各层级行政机构的行政编制总额，由省编委办在国务院下达的行政编制总额内提出分配方案，报省编委批准。
省、市、县编委办按照省编委批准的本级行政机构的行政编制总额，提出本级各行政机构行政编制分配方案，报本级编委批准。乡（镇）机关行政编制由县编委办提出分配方案，报县编委批准。
第二十三条 市、县人民政府根据调整职责的需要，可以在本级行政编制总额内调整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编制。需在同一个行政区域不同层级之间调配使用行政编制的，应当由编委办提出方案，经本级编委会同意后，报上一级编委办审核，并由省编委办报国务院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批。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构的编制在机构设立时核定，并根据职责的变化，适当调整。行政机构增减编制，由行政机构向本级编委办提出方案，经本级编委办审核后，报本级编委会审批。
行政机构调整编制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调整的依据；
（二）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行政机构承担的职责及职位分类情况；
（四）行政机构的人员编制现状。
第二十五条 行政机构编制标准由省编委办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提出，报省政府批准颁布。市、县编委办可以根据省政府颁布的编制标准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构领导职数应当根据行政机构承担的职责任务，按照国家和省确定的标准，在机构设立时核定。
行政机构领导职数按照下列标准核定：
（一）省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正、副职领导职数为2至4名；
（二）市、县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正、副职领导职数为2至3名。
综合、协调任务较重的行政机构可增加副职领导职数1名。
第二十七条 省、市行政机构的内设机构领导职数按照下列标准核定：
（一）编制4名以下配1名；
（二）编制5至7名配2名；
（三）编制8名以上配3名。
编制20名以上的，根据工作需要可增加副职领导职数1名。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构的领导职数根据职责的变化，适当调整。
行政机构调整领导职数，由行政机构向本级编委办提出方案，经本级编委办审核后，报本级编委会审批；行政机构调整内设机构领导职数，由行政机构向本级编委办提出方案，本级编委办审批。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构调整领导职数方案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调整的依据和必要性；
（二）行政机构承担的职责情况；
（三）行政机构的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现状；
（四）行政机构现有领导的分工情况。
行政机构调整内设机构领导职数的方案参照前款规定制定。
第三十条 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应当遵循实事求是、依法办事、注重实效的原则，坚持监督检查与加强管理相结合。
第三十一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实行机构编制工作考核制度，将各级机构编制管理的执行情况列入本级人民政府年度考核内容。
第三十二条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按照法定管理权限，履行机构编制监督检查职责。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行政监察职责，检查执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中存在的问题，查处机构编制违法违纪行为。
第三十三条 市、县编委办应当如实向上级编委办提交机构编制年度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伪造。
省、市、县编委办应当定期评估机构和编制的执行情况，并将评估结果作为调整机构编制的参考依据。具体评估办法，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行为，有权向编委办、监察机关等有关部门举报。
受理机关对举报者的情况应当予以保密。
第三十五条 省、市、县编委办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发现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属于监察对象的，移送监察机关处理；不属于监察对象的，移交任免机关处理：
（一）擅自设立、撤销、合并行政机构或者变更规格、名称的；
（二）擅自改变行政机构职责的；
（三）擅自增加行政机构编制或者改变编制使用范围的；
（四）超出编制限额调配财政供养人员、为超编人员核拨财政资金或者挪用其他资金安排其经费、以虚报人员等方式占用编制并冒用财政资金的；
（五）擅自超职数、超规格配备领导成员的；
（六）违反规定干预下级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事项的；
（七）违反规定审批机构、编制和领导职数的；
（八）未按规定实行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的；
（九）未按规定公开机构编制信息的；
（十）违反机构编制管理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七条 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在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省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机构的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适用于本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2010年2月20日起施行。
